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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的记述
——访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http://qhyzcjng.qhhb.gov.cn    来源:    创建时间:2016/2/6 10:36:29    

李鹰翔,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参加革命。1958年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历任部长秘书、秘书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兼部新闻发言人、核工业报社社长、核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离休。离休后曾任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区开发会副会长、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资深顾问。

当我们翻开中国核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历史书卷,就会发现我国核武器工程刚起步时有一些开创历史和统领全局的重要节点。李鹰翔同志于上世纪50年代进入核工业部门,在领导者身边和决策辅助部门工作多年,接触和参与了许多当时严格保密的文件资料、文稿起草、会议会务及机关事务;与很多领导者、科学家、工程专家打过交道,到过不少核工程、核设施、核基地、核研究机构和核工厂矿山。他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核工业体系建立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离休后还笔耕不辍,撰写我国核工业发展史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和参考书籍。

20146月,我们前往北京专门走访了李鹰翔主任。现年83岁的李主任戴着深度近视眼,身体矫健,一看就是个做学问的人。李主任是1958年二机部刚刚成立时调到二机部工作的,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研制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使一幕幕远去的历史又生动而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221基地创建前,一些统管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的决策成立和队伍组建,他更是如数家珍的向我们一一道来,重新梳理了我国核事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和历史脉络。

原子能事业统管机构的由来与沿革

李主任首先介绍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统管机构的由来与沿革。

1955115,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历史起点的标志,从此开始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艰辛而伟大的秘密历程。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决策,中央指定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陈云、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同年55日,中央决定调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杰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组织原子能事业的筹建工作。在此期间,随着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原子能的“地质协定”和“科研协定”的签订及相关工作的开展,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成立了地质部三局和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分别负责铀资源勘查和以苏联提供的实验堆、加速器为主要装备的科研基地建设。地质部三局和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也是掩护名称,实际工作都归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

随着原子能事业的逐步展开,对原子能事业整体怎么管理?采取怎样的管理体制?建立怎样的管理机构?这些问题就提到了中央领导的议事日程上。195557日,刘杰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在向中央呈报关于与苏联谈判签订原子能科研协定的情况时,建议“为了更有效的组织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最好在国务院领导下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指定科学院、高校部、一级部、二机部(这时的二机部是国务院统管军事的部门)、重工业部、地质部、公安部、总参谋部等派人参加,对上述各项工作,统一规划,分工进行,密切配合协作。负责具体工作的各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进行工作。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除直接管理原子堆和加速器的建设和使用外,并与科学院共同管理物理研究工作;配合高教部进行建立核专业与培训人才的工作;与各有关部门进行协作工业的筹划;组织科技干部归队和有关人员调配的工作;并统一进行保卫工作和制订保密条例等。”

周总理在考虑了刘杰和钱三强的意见后,于1956411日致信毛主席并报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于12日讨论批准拟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陈云任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任副主任,刘杰任秘书长。随后以原子能委员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具体工作仍有国务院三办专门工作小组负责。519日,三办正式通知:“总理指示:宋任穷担任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先行到职。关于国务院设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的事,另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此时刘杰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同苏联代表团进行工业援助的谈判,向苏方征询了对原子能工业组织管理的意见,苏方介绍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总局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立情况。刘杰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进一步提出在原子能委员会下设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周总理征求了薄一波、宋任穷、张劲夫等人的意见,最后一致赞同了减少层次,提高效率,还是成立原子能事业部为好,而不再设立原子能委员会。728日,周总理向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告,根据中国国情,参照苏联的经验,建议设立原子能事业部。经毛主席统一,19561116日,这个方案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保密起见,定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当时考虑管理不能过分集中,三机部主要管铀地址勘查、铀浓缩厂、反应堆和后处理厂等工作,其它工作如铀矿开采与选冶、天然金属铀生产、核专业设备仪器制造、工业设计与建筑安装等相关协作工业,采取“统一规划、分散经营、密切协作、加快速度”的原则,分别由煤炭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一级部等设立专门机构,按照机密单位进行管理。后来在实践中各部门都深感工作不便,经国务院同意,1958年以后又将有关部门的机构、人员、职能陆续归到二机部,二机部就成为全国原子能事业的统管部门,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82年改为核工业部为止。

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1982年以前具体组织实施这个工程的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从国家全局来说,二机部是个执行机构,如同军队体制中的作战部。负责全面指挥的,则是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196210月,我国原子弹研制即将进入决战阶段,二机部党组提出,争取64年最迟65年上半年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汇报中当讲到原子弹技术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需要全国各个方面配合时,刘少奇同志立即表示:“各方面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和协调。现在就搞,不然64年没有希望。你们提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看来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随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总理总抓,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于1962112日批阅:“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核阅。”113日,毛泽东主席在罗瑞卿的报告上批了15个字:“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主席批示无疑是一道总动员令,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奋斗。同年1117日,中央专委正式宣布成立。

中央专委成立后,19621129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在审定专委办公室职责条例时,周总理指出:专委“是权利机构,是政策领导”,“具体工作要靠你们(指当时二机部刘杰等领导)来做,专委主要帮助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这就把中央专委机构的性质和任务讲的很清楚。那天会上,总理还把当时调到专委工作的原冶金部钢铁司司长刘柏罗、原一机部局长李光、赖坚和原化工部局长宋良甫等工作人员,介绍给专委委员,并对工作人员说:“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现在要动手动脚,是首长又是脚长,权利最小也最大你们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但问题一经专委决定,你们检查执行权利又最大。要善于和各个方面协商,要口勤(电话、交谈、报告)、手勤(动手、动脑写东西)、脚勤(深入、调查、拜访)。”这也成了专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和工作作风。在总理亲自主持下,中央专委和全体工作人员,围绕“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全面推进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帮助二机部解决了一些列难题。尤其是组织和协调全国各方面力量,支援原子能事业,使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呈现出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局面。总理共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讨论解决了几百个问题。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专门机构的组建、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的配备,以及全面的思想政治建设;从规划计划的酝酿和审定、重大关键项目的攻关和协调到每次大型试验的部署、检查和指导,周总理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为我国的核事业做出了永不磨灭的重大贡献。

中国核工业队伍的组建

李主任强调我国核科技队伍来自五湖四海。

19551月,中央作出了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但实施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难题是缺乏核专业科技人才。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核科技人员只有10来个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成立一年后,才聚集了30多人,大都是从欧美等国家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等研究人员。为了组建科技队伍,当时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继续吸收国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经过中美两国政府多次谈判,美国终于取消了不准中国留学生离开的禁令。1955年后,又有几十名留学美国的核科技人员,陆续回国投身于核科学研究事业。二是由中央下令从国内各部门、各省市领导机关、研究所、工厂和高等院校抽调一批专业相近、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改行参加原子能事业建设。三是由高教部负责抽调230名留苏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知识;从国内各大学物理系抽调100名品学兼优的三年级学生,集中到北京大学改学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知识。与此同时,把1955年接收的20个专业104名大学生,安排到中科院物理所等10个研究单位实习培训。1956年又吸收应届大学毕业生196人,在分配工作之前,组成北京大学技术干部培训班,补学原子能专业知识。这三部分科技力量加上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的科技队伍。他们中有学术造诣高深,蜚声国内外的老科学家,有科技知识渊博、工程经验丰富的老专家,有品学兼优、勤奋肯干、年富力强的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年轻科技人员。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前后,在中央的支持下,又从各部门和各地方抽调了两批中高级科技骨干,并逐年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进一步壮大了核科技队伍,适应了核工业自力更生发展的需要。这些科技人员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核工业各单位的科技领导骨干和卓有成就的科技专家。据不完全统计,有70人被选为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朱光亚和周光召两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为了加强核工业建设的领导和管理,在组建科技队伍的同时,中央还多次下通知从部队、机关、工厂、学校抽调党政领导干部,到二机部机关和基层单位工作。在选拔干部时,首要条件是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对担任领导岗位的干部还有级别的要求,处级干部要求13级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下;科技干部要求17级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按当时党政干部级别配置,17级以上干部相当于县委书记或县长,而核工业一个大型企业就要配置几十名17级以上的干部,可见核工业干部队伍的层次之高、阵营之强。

核工业队伍中人数最多、比例最大的是工人队伍。按当时的要求,调来的工人70%党、团员,而且都是四级以上技工,有好几位是全国和地方的劳动模范。他们不仅政治素质好,而且技艺高超,经验丰富,在研制、试验和技术攻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两部分工人,一部分是成建制划拨过来的,如建筑安装和机械制造工人;另一部分是吸收复原义务兵和民工,他们也都是在核工业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这是一只来自五湖四海的核工业队伍。组建这样一支队伍,从中央到各部门、各地方都十分重视。而这支队伍历尽艰辛铸就的辉煌业绩也将永远留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青海贡献情难忘

李主任说,基地领导与科学家的吃苦在前的带头作用,让人敬佩,令人感动,也最终铸就了我国的核事业辉煌

作为千万个核事业开创者之一,李主任也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和经历。作为二机部部长刘杰同志的秘书,他曾多次陪同刘杰同志前往青海221基地。他主任回忆说:“我第一次到青海是19638月。当时对青海的第一印象很好,因为正好是8月份,草原的景色很美,可住了两三天居然下雪了,觉得很纳闷儿,因为当时北京是盛夏,穿的衣服少,李觉将军还找了军大衣给我穿。青海基地由于海拔高,饭煮不熟,水烧不开,晚上睡觉也有反应,我们一些同志长期在青海艰苦奋斗,所以我对他们更是由衷的敬佩。”“在基地长期工作的有很多大科学和科技精英,当时基地还没有全部建成,只有部分厂区和几栋黄楼刚建起来。全面负责基地生产建设的李觉将军就决定党政干部全部住在帐篷里,让科技人员先住楼房。领导干部吃苦在前、冲锋一线的作风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榜样的力量也时刻体现在核基地攻关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李主任接着说。

据李主任回忆,刘杰部长就是这次来青海221基地时,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定名为“596”的。中共中央于1959620日收到赫鲁晓夫信,拒绝按照协议提供原子弹的模型。虽然赫鲁晓夫承诺两年以后再说,但宋任穷部长和刘杰部长都意识到这实际上已经拒绝向我们提供帮助。刘杰部长来到基地,看到大家艰苦奋斗攻关生产的情况后,就和李觉、吴际霖商量,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程定名为“596”,以此来激励大家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221基地建成后,虽然工作条件艰苦,面临很多困难,但为了实现“两年规划”,刘杰部长对研制原子弹的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抓的都很紧很细,无论是人还是事,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亲自抓,遇到困难想尽办法也要克服,使得“两年规划”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环环相扣,终于顺利的在196410月圆满完成了“596”工程。

让李主任非常难忘的,还有很多在青海221基地长期工作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就是其中的一位。王淦昌是我国核科学和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60年,当王淦昌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正誉满全球的时候,领导却要求他改变研究方向,参与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他毫不犹豫的立即表示:“我愿以身许国”。鉴于研制核武器是国家最高机密,要求工作人员绝对保密,断绝一切海外联系,王淦昌在国际上特别有声望,为了隐姓埋名,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从此王淦昌为了祖国的核事业奔波在青海221基地和新疆核试验场。当时王老在青海工作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在科学家当中他是最年长的。这位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从此在国际科学界神秘消失,他以“王京”的身份,在青海高原和新疆大漠工作、生活了长达17年之久,调回北京时已经是年逾70岁的老人了。在核基地,王老从未介意过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怀着满腔热血,全身心的投入到核事业当中。

李主任说:“王老的故事最多,他在工作上始终以大局和整体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从不怕吃苦”。当初有些技术方案,会产生不同的意见,比如炸药成型就有两种方案,程能宽是一种,王淦昌是一种,在这两种方案比较当中,王淦昌的方案从技术上更先进,但当时条件不完全具备,而程能宽方案从条件上更成熟,这两套方案比较当中,两者必须取其一。64年爆炸原子弹的时间已经定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王老就从大局出发,放弃了自己的方案,把自己的成果往后推,采取了条件更成熟、更容易做到、更有把握的程能宽方案。生活中王老也很平易近人,对晚辈无论学生、下属科技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想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样关怀备至,所以在大家心目中王老是最可亲可敬可爱的老科学家。李主任深有体会地说:“他在核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功绩,以及他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和奉献精神,和他为人的崇高品德和思想情操,总是令人永远难忘。”

177办公室的日日夜夜

李主任指出,177办公室第一时间听到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讯。

李主任说,他直接参与的很重要也很神秘的工作是在177办公室度过的。177办公室是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为了做好北京与核基地的联络工作,由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织的一个临时工作机构,作为首次核试验的信息枢纽,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上传下达,及时、准确的向中央首长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传递信息,并向试验现场传达中央领导的有关批示和指示,这个办公室历时只有一个月,可流经它的信息在当时是国家顶级机密,外界一无所知。177办公室由刘杰直接领导,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派人参加,有包括刘杰部长秘书李鹰翔在内的5人组成,地点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25号房。为了保密需要,给房间的门窗都钉上了两层毯子,使外界看不到里面的工作情况,也听不到里面的说话声音,总参通讯兵部给配备了与核试验现场通话的带有载波机的电话,同时架设了与周恩来总理、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和手摇电话单机。这个办公室对外全封闭,全天候24小时连续工作,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同前后方重要通话都要复述并记录在值班日志,传送文件都要坐小车两人同行,通话行文涉及原子弹和试验行动的都要用密语,当时报经首次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审定的密语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为“老邱”,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为“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工作间为“住上房”,原子弹接插雷管为“梳辫子”,试验现场气象为“血压”,原子弹起爆时间为“零时”。

 177办公室于1964928日开始与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号20)通话,传递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的运输情况。929日下午224分,原子弹由副厂长吴际霖和武装警卫护运,从青海221基地专用铁路线上星站发车起运,途径西宁、兰州、哈密等站,于102日上午938分安全到达乌鲁木齐。运送原子弹的火车为一级专列(国家最高领导人级专列)运行,采取的严密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沿途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负责护送的两省公安厅厅长还要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沿线铁路检车的铁锤一律换成铜锤,以免产生火花;机车使用的煤都用筛子精心筛选,防止混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专列经过时,横跨铁路上空的高压线暂时停电。原子弹运到乌鲁木齐后,于103日、4日先由改装后的伊尔-12飞机分三架次运抵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开屏,然后再由直升机送到试验场靶心铁塔底下。原子弹的铀-235部件和中子源,另由改装后的伊尔-14飞机直接经兰州、酒泉送到开屏,在铁塔下装配间与弹体装置进行总装。

回忆起在177办公室等待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话时,李主任至今都难掩心中的激动:“大家都在等下午三点钟的那个时间,感觉呼吸都要停止了,就等着这个电话。前方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张爱萍,办公厅主任张汉周接到电话时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电话都没抓住,刘杰部长当时抓起来接听了张爱萍的电话。因为在这之前总理有指示,不管情况怎样,让张爱萍直接给总理通知电话,所以张爱萍跟177办公室报告的同时也第一时间向总理进行了报告。”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李主任至今回忆起来在177办公室完成首次核试验信息联络的任务时依然十分激动、十分兴奋,这段经历必将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

李主任的期望

李主任回忆,他最近一次来青海是2010年。参观完原子城纪念馆后他觉得很振奋,内容很充实,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李主任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是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建立起来的、全面系统介绍我国核武器研制发展历史与成就的专题纪念馆,他现在是青海的一个亮点,海北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为共和国的核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原子城纪念馆是记录和反映历史,传承弘扬历史精神文化的一种很好方式。建馆以来,在省和州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纪念馆同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吸引了150多万观众前来参观,成为青海省最具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在介绍核武器研制历史成就、宣传“两弹一星”精神、普及核科学技术和核武器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主任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历史是一种文化,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历史是一种智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能形成丰富的智慧;历史是一种情感,一段时间的共同战斗生活,联接成的记忆和感情,将弥久难忘。”他希望原子城纪念馆除了办好展览之外,能发展成研究、研讨的基地。通过召开研究会议、组织学术活动等方式完善纪念馆教育教育功能,扩大影响力,成为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在宣传我国核工业历史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核工业精神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让观众铭记历史,传承历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