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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国家利益
——金属物理学家宋家树谈“两弹”研制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http://qhyzcjng.qhhb.gov.cn    来源:    创建时间:2016/4/6 10:40:46    

2014916,在原221基地102车间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座谈会上,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宋家树在谈到“两弹”研制时,强调指出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个集体性工程,许多部门和人员参与协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家树院士曾是原102车间的副主任。他说,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个集体性工程。从核材料的角度来讲,102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但它还是很小一部分。全部的任务,是由很多部门参加完成的。当时,二机部组织了很大的力量来解决核材料的问题,从开矿到浓缩到反应堆,包括氢材料,我们也只是加工制造的,材料原料从202来的。这里提到一个人给我印象很深,他就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刘允斌一直研究氢材料,一直到主持生产,把原材料做出来供给我们。但是很不幸,在文化大革命因心理压力过大,撞火车而去世。他在原材料方面做了贡献,这是很多人集体的成果。重材料加工很多人都参加了,当时武胜院士是组长,主要负责此事。

宋院士回忆说,从历史上来看,221厂的工作有个基础,是从九所开始的。一般人说的四室,但实际上四室还不是开始,一开始是1959年成立102工作筹备组,组长是何文钊,从那时开始搞材料。我是1960年调过来的,1960年成立四室。我们刚来的时候,是在理论部邓稼先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材料组,三个人,后来才合并,成立了四室。四室的第一任务是筹备102,第二任务是解决实验室802工程的工艺问题,涉及到五个材料。前期工作是在北京做到,19631964年转到青海221基地。

宋院士说,现在我老想一个问题,对原子弹研究的感性认识,觉得我们老在赶,赶进度。首先赶原子弹进度,后来赶氢弹进度。1960年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处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撕毁合同。当时有一个摇摆,从高层来说要不要继续干,是一个摇摆,这是一关。如果当时中央稍微拖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今天的进度,决策要在1964年底1965年初爆炸原子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决策,后来一系列事情就顺了。如果在三年困难时期没干,马上到文化大革命,就干不起来,当然最终拖成什么样很难说。

宋院士举例说明,印度就是个例子。印度当时的核工业比我们强的多,1974年做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来,这个党上台那个党上台,到1998年才做了一系列试验,把大好时间都拖了。后来做试验时,全世界一片骂声。到现在只做了五六次试验,氢弹怎么样还是个大问号。决策一拖,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们1964年如果不做,就没有时间准备氢弹,氢弹做成的时间,应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再稍微迟一点就做不成了。所以这个进程很有意思,可以说我们运气很好的,一步接一步,都成了。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还做了一次试验,这是科技史上少有的事情。当时那么混乱,那么紧张。

宋院士最后说,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事后回想起来,我们之所以会成功,除了决策就是所有人的努力。221每一个人都很努力,下决心就做成了。这个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全体人员的贡献。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给了我一个感想,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觉悟很高,不为个人,不为名利,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富强,这是我们这项事业成功的根本。当时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大家都明白。这是一种精神,现在这种精神还应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