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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元勋王淦昌:上课曾一手拿讲义一手放羊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http://qhyzcjng.qhhb.gov.cn    来源:    创建时间:2016/7/23 10:14:51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抱怨:学校要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当官就那么重要吗?

  钱学森也有一个困惑: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

  再一次抛出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有关。从他的身上,我们或许能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王淦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的名字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对于王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评论说:“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无疑,他是一位学界泰斗、科学大师,可我们今天的故事却不是从他的学术成就讲起……

(一)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

爱因斯坦曾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王淦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科技人员,而他的选择也给了文章开头的问题一个最好的答案。

1982年,王淦昌主动辞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一个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古稀之年,辞去“大官”做“小官”,阅读文献、指导科学研究、关注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每一个新动向,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本色。他曾说: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我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

如果说,淡泊名利的王淦昌让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懂得勿忘初心,那他50多年前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足以气壮山河。

196143日,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它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交流学术成果,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更不能实现自己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的梦想。

从此以后,王淦昌在中国科学界消失了整整17年,他化名“王京”,背井离乡、隐姓埋名、断绝一切与海外的关系,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家人和他通信就用这个名字,地址是某某信箱,什么单位、在哪里工作一概不知,他的妻子嗔怪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调到信箱里去了。

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二)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

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王淦昌非常着急,白天他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他又到职工宿舍去,挨家挨户动员业务骨干、科技人员、工人重返岗位参加科研生产。

有一次,好不容易叫到一些人开工生产。忽然,有人哄闹着不干了。王淦昌急了,拦住问:“工作还没干完,怎么能走呢?”“王老,我们不走不行啊,食堂的师傅都去‘闹革命’了,没人给我们做饭,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王淦昌没有办法,只好去军人服务社临时找几个家属帮忙,服务社的人手一摊:“干活的人好找,可是谁给她们工资呢?”“我出!”王淦昌干脆地说道:“我这儿的钱你先拿去,不够,从我的工资里扣。”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过花甲的王淦昌,在条件恶劣的青海基地,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自己的拳拳之心,奇迹般地化解了两派间的对立情绪,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团结起来,在19699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三)“牧羊教授”

王淦昌90岁寿辰的时候,李政道从美国专程赶回来为老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老师:“你这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到:“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太多文化,却一个人把5个孩子全都培养成大学生。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骄傲地说:“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母亲的一份功劳。”

抗战中,杭州沦陷,王淦昌供职的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的小山城里,他们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小女儿几近夭折,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患上肺结核,校方又发不出工资,一家7口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吴月琴身上。几天后,听说羊奶能治肺结核的吴月琴买来3只奶羊,漫山遍野地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苦吟着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内心无比柔软。傍晚,当妻子回到家时,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儿不能你一个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从此,每逢上课,他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了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这段颇具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羊教书做实验”的事儿,也在浙大传为佳话。而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经历,更让两人永生难忘。

在王淦昌人生起起落落的每一个时刻,他身后永远都站着一位默默陪他走过风雨人生路的伟大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他赴德国留学时,面对一个幼年和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她不准他说不去;他被派往苏联搞科研时,她从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妇女追随他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他神秘“消失”17年潜心搞“两弹”,她什么都不问,只知道他在“信箱”里;他在文革中被放逐到荒原之地,60岁的她毫不犹豫地办理了离京手续。

两个人的一生,都是她在追随他,而最后一次,却是王淦昌随吴月琴而去。19987月,吴月琴去世,王淦昌悲痛至极,极度消瘦的他也被查出胃癌晚期,半年之后,19981210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追随着与他相伴了78年的爱妻共赴天国,走完了他们的漫漫人生路。他给世人留下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赞歌。

王淦昌离去的时候,人们耳边仿佛又回荡着他从德国学成归国时说的那句话:“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来源:解放军报客户端作者:李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