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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背后振聋发聩的声音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http://qhyzcjng.qhhb.gov.cn    来源:    创建时间:2015/10/25 11:27:49    

    2012年上映了不少有关“两弹一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张爱萍:“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地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 ”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 ”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他知道“两弹”会是中国的“命根子”。他直接写报告给毛泽东,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

  陈赓:“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更没有水,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心里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 (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 “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 ”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 ”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陈士榘笑着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陈士榘不易察觉地哼了一声道:“3年,我还嫌慢呢,15年黄花菜都凉了! ”

  果然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聂荣臻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激动的聂帅手握电话,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

     周恩来:“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次年2月,美国研制的“探险者一号”也发射成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科院随即建立“581”小组,意为19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钱学森向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1969年10月,孙家栋与钱学森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展示卫星初样。在汇报了一些常规数据后,孙家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了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将会对质量产生影响。 ”

  当时个人崇拜盛行,毛主席像章随处可见,以至于在各系统的卫星仪器生产出来后,也都要镶嵌上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增加了仪器重量,比如某件仪器的额定重量是3公斤,但往卫星上安装时却成了3公斤半。这么多仪器综合在一起,使卫星整体重量大增,减小了火箭的运载余量,降低了火箭可靠性。此外,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厚度就不同,散热情况自然有异,增加了毛主席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安全隐患。

  周恩来听后,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搞那个有什么好?万一掉下来,人家还会笑话! ”他指了指大厅说,“你们看人民大会堂,那儿也没有毛主席头像、语录,不能搞得太庸俗嘛! ”主席像章的问题迎刃而解。

  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 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颗卫星除了装有试验仪器外,还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仪器,奏响中国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邓稼先:“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前夕,国家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欧美名校,在1949年回国效命。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屠守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杨嘉墀、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程开甲、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姚桐斌等。

  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比如邓稼先。论名声,他仅次于钱学森、钱三强,但相比于“二钱”,邓稼先是小字辈。 1958年他被选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室主任,正是因为他年富力强。

  核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就是对家人也不能说。妻子许鹿希只知道丈夫要调动工作,却问不出究竟是一个什么工作。邓稼先只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一定要与许鹿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此后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只有偶尔回京汇报工作时,才能同妻子见上一面。直到1985年7月,邓稼先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此时他才得以和妻子重新团聚。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郭永怀的名字则相对不彰,他早年留学美国,后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1956年,在钱学森的盛邀下,郭永怀夫妇回国。郭永怀很快与王淦昌、彭桓武一道,主持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究。原子弹与氢弹试验成功后,他又投入到人造卫星的研发中。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一连工作两个多月后,得到一个重要发现。他急着赶回北京,立刻要人联系飞机。他从青海赶到兰州,在换乘飞机的空闲时间里,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汇报。

  为了保护科学家们的安全,周恩来曾叮嘱不让他们乘飞机。但为了节省时间,郭永怀曾不止一次强行登机。这次从兰州飞北京,他更坚持夜航:“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结果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玉米地。

  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人胸前夹着的正是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隋寄锋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11月上)